[名门望族 陈寅恪家族]天为神州护此家 今日吾辈皆苟活

前排左起:陈寅恪(陈三立第六子)、唐筼(陈寅恪之妻)、张梦庄(陈封怀之妻)、喻微(陈隆恪之妻)、陈小从
(陈寅恪大女儿)、陈流求(陈寅恪二女儿)、陈小彭(陈寅恪小女儿)、陈封猷、黄国巽、贺黔云(陈登恪之妻)。
后排左起:陈三立、陈登恪(陈三立第八子)、陈隆恪(陈三立第五子)、陈封雄。

 家族大视野

  流氓价值的缺席——兼与朵渔先生商榷

  朵渔先生最近在本栏目发表了一篇《斯文扫地与流氓的诞生》的文章,论述十年“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对日下的世风和不古的人心,深表叹息怅惘,文气甚健,感情也很真挚。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是世间常有的论调。上世纪90年代,我的朋友谢泳写了一篇《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还编有《逝去的年代》,就是缅怀胡适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以及造就他们的那个特别的时代。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于晚近出版,广受追捧,她关注的不只是知识分子,还有追求自由的艺人。

  让一个亲历文革的人回忆那段历史,可能会得出两种不同的感受:知识分子会扼腕叹息,视之如奥斯维辛集中营般的恐怖;中年以上的农民则会怀念那时的淳朴无知。中山大学刘小枫教授对我说,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其实肇始于1971年,此后文化界和思想界都开始了深刻而隐晦的反思。也就是说,文革不是好的事件,文革时期的中国却并非漆黑一片,存在着很多有价值的事物。

  从表面上看文革时期,全国都是一片迷狂,其实这是有秩序的狂欢。在权威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下,每个人都异化成为体制内的螺丝钉,充当暴力机器运转的工具。就像西方断头台上的死囚、刽子手和观众,他们是福柯所说的“规训与惩罚”的对象,缺席的是主体性和理性的个人。

  朵渔在文中说:经过新政权的巧妙改造,个人已没有存在的空间,而统一被纳入一个整体之中,这也是人心空洞化、流氓化之始。这句话的前半句,我是同意的。但他将“空洞化”与“流氓化”并举,我就有所保留。

  查《汉语大辞典》,“流氓”最初的意思是:失去土地的人,就是游民。这是社会学的定义。后来指为非作歹的人,有了道德上的贬义。上海滩三大流氓,我们还看不出有多少贬义,更多的却是对他们影响力的艳羡。新中国早期有“流氓罪”,似乎专指“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个罪名现在听起来,跟20年前的“投机倒把罪”有异曲同工之妙。

  上面这三种解释,似乎都很难与“文革”时期那些人联系在一起。准确点说,原始意义上的流氓,是疏离体制和主流社会的,体现为一种自由的向度,这跟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是一致的,所以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里,把嵇康、李白这些风流人物与刘邦、朱元璋这些流氓皇帝,还有关羽、武松这些快意恩仇的男人并列。

  文革呢?《吴宓日记》里记载道“……发言者多女生,明眸皓齿,燕语莺声,而作出狰狞凶悍之貌,噍厉杀伐之声。宓久恋女子,及今乃叹观止矣。”这些人是标准的古斯塔夫·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Crowd)和汉娜·阿伦特所说的“暴民”(Mob)。他们与“流氓”的区别,流氓追求自己的自由,他们限制别人的自由。用个通俗的比喻,流氓是《大话西游》里的孙悟空,那些人是牛魔王。更深刻的是,这些人都是受权力支持和教育出来的,就像大革命时期的巴黎群众。

  还有,斯文扫地与流氓的诞生,似乎表明两者在时间上有一个继承关系,其实从词源学来看,“流氓”的诞生绝对比“斯文”要早,是宗法社会的成熟、礼教的建立、王权的强化,才导致了流氓与游民文化的式微。真正的流氓都是崇拜斯文的,比如刘邦很把“商山四皓”当一回事,杜月笙也把杨度奉为座上宾的,前提那也是真正的斯文!

  □ 刘根勤(中山大学博士生)

  家族溯源
  
  江州“义门陈”之后

  确切地说,陈寅恪家族跟广州联系不大,但这个家族的人物事迹太辉煌了,让我们无法释然跳过。

  据记载,陈寅恪家族源自江州“义门陈”。公元832年,著作佐郎陈伯宣之孙陈旺因官置产于庐山脚下江州德安县太平乡常乐里。至884年已数代同居50余年,唐僖宗感其义聚一堂,御笔赠“义门陈氏”匾额。

  江州“义门陈”自唐至宋,历时320年,聚族3900余口,并未分异,当时有田庄300余处,13世同堂,老幼和睦相处,百犬共槽而食。但到1063年,宋氏王朝怕陈氏“朝野太盛”,危及朝廷安全,于是将“义门陈”分迁到全国72个州郡,144个县,分成大小291个庄,从此,一家衍成万户。

  而分归各地的“义门陈”的子孙们开始用新的奋斗讲述他们新的故事。这其中,迁闽始祖魁公一支便是陈寅恪家族的由出宗系。

  历史的枢纽

  爱国是陈家的精神内核

  1949年1月,炮火连天的岁月,应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之邀,陈寅恪携带家眷来到广州,在此度过他人生的最后二十年。要先记住这个名字,陈序经,因为是这位心襟博大、才识卓绝的校长的努力,广州,这座自由兼容的城市才有幸和一代国学大师结缘。

  陈寅恪家族的辉煌,足实让人叹为观址,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陈衡恪、陈封怀,这些灿烂的名字高高地闪耀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天空里。一家三代祖孙四人共同载入《辞海》,分立条目,古今往来,仅此一家。然而,翻阅其家史,却是一个个特立独行的人物、一幅幅悲壮可叹的画面。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入京会试时,遥见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冲天大火,义愤填膺,拍案大哭,他依然放弃科场,投身军旅,后官至湖南巡抚。他领导的湖南新政,赋予戊戌变法以实际意义,湖南被当时的舆论称之为中国最富有生机的省份,不幸的是,变法失败后,这位封疆大吏被赐自缢,死前心若寒冰地留下遗嘱:“陈氏后代当做到六字,不治产,不问政。”因此,陈宝箴之后,陈家再也没有涉足宦海。

  曾为父亲陈宝箴湖南新政献智献力、才华横溢、被喻为“维新四公子”之一的陈三立在父亲死后,绝意仕途,以诗名世,自号“神州袖手人”,成为同光体诗派领袖。虽然称“袖手”,其实上陈三立对国事极为关注。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北平一片混乱,人们四处逃散,陈三立重病在身,听到别人议论国事:“我们中国人绝不是日本人的对手”,愤然斥责:“呸!中国人难道连猪狗不如?岂肯贴然俯首,任人宰割?”于是,绝食五日,忧国而死。

  爱国是这个家族的精神内核和灵魂。到了陈寅恪时,颠沛流离,终于学贯中西,但他不恋国外当洋教授的舒适,毅然回国。遗憾的是,风云动荡的时局并没有让他停止颠沛辗转的步伐,直到来广州以后。

  来到岭南大学的陈寅恪,先任历史与中文两系合聘教授,后专任历史系教授,但好景不长,1958年,全国批判“厚古薄今”运动,陈被迫结束32年的讲学生涯,之后不幸摔伤,暮年膑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陈宅贴满了大字报,屡被抄家,1969年春节刚过,又被勒令搬出东南区1号。是年10月7日晨,因心力衰竭伴以肠梗阻,一代史学宗师去世,享年80岁。留给后人太多的哀思和遗憾。

  中山大学康乐园东南区1号是陈寅恪住过的地方。如今,这幢掩映于绿影里的红砖屋门一直紧闭着。透过半开的窗户往里看,空空如也,就像一所搬走多年的空房。水泥路的那一头,有几位老人站着聊天,看着我围着老房拍照,说“这是老建筑,冬暖夏凉,住着舒服呢。”屋后的草坪上,一个年轻女人弯腰在捡草丛里的木棉花絮,说要给儿子做枕头用,我问她知不知道这是陈寅恪的故居,她一愣,摇了摇头,接受又捡起了刚飘扬下来的一片花絮。

  后世寻访

  陈贻竹,1941年出生,陈衡恪之孙,陈封怀次子,现为中国科学院广州华南植物研究所科研人员、博士生导师。

采访是在陈贻竹的办公室里进行的,他指着办公桌玻璃底下的孙女照片说,“快五岁了,她喜欢画画,我希望她在绘画上能有所发展。”陈衡恪是近代著名画家,但儿子陈封怀、孙子陈贻竹都跟植物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而陈贻竹的一子一女从事的则是计算机行业,陈衡恪的艺术之路似乎断了血脉,这让66岁的陈贻竹深感遗憾。如今的他,似乎在5岁的孙女身上看到了一线希望,但他说,“艺术这东西,靠的是禀赋还有兴趣,如果孙女以后在绘画上并不感兴趣,也不能强求。”

  祖父和叔公尊重子女们的学习兴趣与爱好

  记者:对您叔公(陈寅恪)的印象是怎样的?

  陈贻竹:我上大学(中山大学)后,也就是1960年才第一次见到叔公,当时他眼睛已看不见了。印象中,我还搀扶着他在他寓所门前的水泥路上散过步。

  记者:还记得当时谈些什么吗?

  陈贻竹:都不记得谈些什么了,不是不想谈,而是不知道跟他谈什么,他学识太渊博,而当时年轻的自己又那么浅薄,说什么好像都不在一个平台上。跟叔公的交往就只有对长辈的尊敬,可以说,是敬畏。

  记者:您什么时候开始关注“陈寅恪”的?

  陈贻竹:知道“陈寅恪”是个名人,其实是“文革”时期,批斗“陈寅恪”的大字报出来后,才知道他是那么显赫那么有影响力的一个大师,之前,家里人都没说过。

  记者:您祖父(陈衡恪)在画坛也很有名望。

  陈贻竹:我很小就知道祖父是个有名的画家,这倒是真的。我父亲(陈封怀)画画得也不错,说起来,我小时候画画还拿过奖呢,当时在南京念小学,傅抱石跟我们一帮得奖的孩子座谈时,还特意跟我提起我祖父在画坛的成就,激励我好好画画,遗憾的是,后来我们都没有走上绘画这条路。

  记者:陈寅恪的三个女儿好像学的都是理工科是吗?

  陈贻竹:大姑(陈流求)学的是临床医学,二姑(陈小彭)学的是园艺,小姑(陈美延)学的是化学,都跟文史不沾边。

  记者:她们的孩子呢?

  陈贻竹:小姑(陈美延)的儿子读书很厉害,华师附中毕业后,直接被保送到中国科技大学学计算机专业,后来到美国工作,据说现在又改专业,学物理了吧,反正跟文史不沾边。几个姑姑的孩子好像都没从事艺术或文史类工作。

  记者:陈家的文脉似乎没有延续下去。

  陈贻竹:祖父和叔公,对自己的子女在教育上都没有强调要“子承父业”这一条,而是尊重子女们的兴趣与爱好,这也是一方面原因;当然,我们那一代的成长环境很动荡,“文革”对世家文脉的延续也有一定的影响;到了现在,选择越来越多,社会也更多元,孩子们选择什么专业,似乎更多要考虑社会需求。

  记者:你们这个家族好像挺分散,现在你们的来往多吗?

  陈贻竹:跟小姑(陈美延)的交往要多一些,她一直在中山大学任教,我经常会过去看她,上个月她去了美国(她儿子在美国工作);大姑在成都当医生,平时也只能打电话问候,很多年都没见过了;二姑80年代就去香港定居了,见面最少。她们的子女交往就更少了,你在成都,我在香港,他在美国……难得见一次面,平时也就电话联系。

  后人讲述

  “学史的话,就要超过我,否则不要学”

  陈寅恪曾对陈美延说,并要求三个女儿学好数学

  讲述人:陈流求,陈寅恪的大女儿,1929年出生在北京,1953年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重庆610纺织厂从事医疗工作,后因丈夫在成都,她于1961年从重庆来到成都,进入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内科工作,一直到1992年退休。如今,照顾老伴、上网看看新闻查查资料、写父亲回忆录是她目前的生活。

  陈流求告诉记者,父亲给予她们三姐妹的学习教育环境是较宽松的,没有对她们划定框框。父亲还对妹妹陈美延说,如果要学历史的话,就要超过他,否则就不要学。

  她说,父亲对她们的数学成绩特别重视,他认为数学是一门注重逻辑思维且严谨的学科,对工作和生活有益,因此要求她们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要有一个严谨的思维。“这对我来说,是很有用的,因为我学医,不严谨是不行的。”陈流求对记者说。
  
  父亲的治学风格

  父亲一生治学严谨,他每一节课都认真备课,并且对学生说,“书本上有的,我不讲;别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他双目失明之后,父亲的许多研究工作都需要在助手的帮助下才能进行,有时上床睡下后,突然想起自己的作品里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怕忘了,只有一直记着,到天亮时再跟助手说,导致睡眠非常不好。“这对我的影响很大,作为一名医生,必须对病人负责。”
  
  名字的来历

  “关于我名字的来源,父母没有专门说过,但我多少还是知道一些。”陈流求的外曾祖父唐景崧是清朝在台湾的最后一任巡抚,对台湾落入日本人之手一直耿耿于怀,并写有一副对联给孙女(即陈流求的母亲),父母正是因为这副对联相识相知的。1929年陈流求出生时,父亲即以台湾的古称(流求)作为其名,妹妹陈小彭的名字则与同样被日本人侵占的澎湖列岛有关。

  □ 族谱词典
  
  陈宝箴 有魄力的封疆大吏

  陈宝箴(1831年-1900年),清末维新派人士,曾任湖南巡抚。戊戌变法失败后,这位“受天下之谤,尤享天下之名”的维新人士,被“革职永不叙用”。
  
  陈三立 同光体诗派领袖

  陈三立(1853年-1937年),陈宝箴之子,清末进士,曾授吏部主事,淡于名利,未尝一日为官,时有“维新四公子”之称。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息影庐山,作诗赋文,成为同光体诗派领袖、清末民初诗坛泰斗。
  
  陈衡恪 近代著名画家

  陈衡恪(1876年-1923年),陈三立长子,字师曾,著名画家,与鲁迅交谊甚厚,常与齐白石切磋画艺。他把画、诗词、书法、篆刻熔于一炉,四美相得益彰。可惜48岁英年早逝。
  
  陈寅恪 一代史学大师

  陈寅恪(1890年-1969年)陈三立三子,著名史学大师,青年时游学日欧美德等国著名学府十多年,识蒙、藏、满、日、梵、英、法十余种语文,精通中国、印度、西洋三大文化体系。1925年归国后,受聘清华大学,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1949后受岭南大学之邀,任历史系与中文系教授,在广州走完人生“最后二十年”。
  
  陈封怀 中国植物园之父

  陈封怀(1900年-1993年),陈衡恪次子、陈寅恪的侄儿,庐山植物园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的植物学家,被尊为“中国植物园之父”。

  □ 专家视角
  
  陈美延近20年一直在整理陈寅恪的文稿

  陆键东,1960年7月生,著有《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现为广州市文艺创作研究所一级编剧。

  陈寅恪的著作得以面世,她的小女儿陈美延功不可没。因为战乱及“文革”期间抄家等原因,陈寅恪的文稿流失了许多,陈美延近20年来一直在搜集、整理父亲的文稿。

  陈美延是学化学的,因为专业的原因,在整理陈寅恪的书稿来肯定有一定的难度,但她一直坚持不懈地做着巨大而繁复的工作,可以说,陈寅恪80%以上的手稿都因为她才能重见天日,就对社会的贡献来讲,她绝对称得上伟大。

  □ 旧迹寻踪
  
  中大康乐园东南区1号楼

  中山大学康乐园东南区1号楼,这幢建于1911年的洋楼,因由美国人麻金墨夫人捐资所建,故又称为“第一麻金墨屋”。从1952年起,这里一直是陈寅恪的住所兼教学教室。《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名著,就是在这里完成的。因为他晚年视力严重衰退,只能略辨光影,学校便专门为他在屋前修砌了一条小路,并涂上白漆,方便他辨识。当年的水泥小路现在叫“陈寅恪路”,白得依然醒目。

晚年陈寅恪。

陈寅恪、唐筼和三个女儿。

中大陈寅恪故居门前的小路。邹卫 摄

曾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资料图片

清末民初诗人陈三立。 资料图片

著名画家陈衡恪。 资料图片

家族逸事
  
  清廉的陈宝箴

  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虽为封疆大吏,但生活极为清贫,经常吩咐抚衙厨房尽量少买荤菜,多办蔬菜。厨房仆役私下议论:老爷装样子故作清廉。陈宝箴听了并不生气,还作了一首诗送厨工:“嚼来确是菜根甜,不是官家食性偏。淡泊生涯吾习惯,并非有意钓清廉。”

  陈宝箴被革除巡抚之职后,要回江西,可是两袖清风,连回家的盘缠都成问题。后由一好友解囊相赠,陈宝箴才得以携眷返回南昌,安葬夫人,筑造草庐。朱德裳在《三十年闻见录》中赞叹:“吾阅世数十年,所不愧清风亮节者,义宁陈氏足以当之”。
  
  不攀权贵的陈三立

  宣统皇帝的老师陈宝琛,对陈三立的才学十分赞赏,曾推荐陈三立进宫给溥仪讲授古文。陈三立不愿入帝王家,婉言谢绝,并转荐进士朱益藩以自代。

  曾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的谭先生,有一女,其女贤淑善文,求婚者众,而谭先生却看中陈三立的五公子登恪,并托人三次上陈家说媒,但陈三立一再拒绝,说:谭是大官,我不能高攀。谭只好作罢。
  
  信守承诺的陈衡恪

  陈衡恪住北京时,曾有一位叫潘馨航的先生,对陈衡恪的画十分钦慕。一次,他登门请陈衡恪作画16方。那时陈衡恪定的润金为每方一元,共计16元。但潘先生认为定价太低,给了20元。陈衡恪不愿多收,他说:“我的画论价或许不止卖这些钱,但润金既定,说按规定收取,我一文也不会多收你的。”

  一个要多付,一个要少收,各执己见,争得不可开交。最后是陈衡恪学生出了个主意,请陈衡恪再画四方给潘先生。
  
  拒收馈赠的陈寅恪

  陈寅恪遍游欧美,但在生活上从不染习“洋气”,一直保持生活节俭、廉洁自爱的作风。有一次,在美国某地,一位与其相知的洋人知道陈寅恪将返国后,特地买了一份名贵的礼物以作纪念,但陈寅恪以不便携带为由婉拒之。他不爱接受外人馈赠,甚至亲人之间,也同样严以律己。有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寒冷,其侄封怀见他穿衣比较单薄,便送了一件皮袄给他。但他一直没穿,在家里放了一冬又原物退还给了封怀。
  
  陈封怀捍卫庐山红枫

  1948年仲夏某一天,庐山植物园来了四位彪形大汉,陈封怀不知来者是何方神圣。来者却称系“美庐”(蒋介石行宫)所派,要挖植物园中那棵鲜艳如丹的红枫装饰“美庐”庭院。陈封怀强烈抗议:“红枫不能挖,树木是植物园的,我的责任就是保护它们”。陈的大义凛然,迫使来者讪讪而退。

  事后,庐山管理局局长、江西省农业院院长、甚至是第30集团军总司令兼江西省政府主席王陵基也出面劝说,陈封怀均不为所动,保护了这棵极为珍贵的红枫。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郭晓鹭

  部分家族照片由陈贻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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