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脉回响岁月如歌 历史叙事精神返乡

根脉回响岁月如歌  历史叙事精神返乡

文学评论

叶迪

 

陈胜利的报告文学《岁月如歌壮志酬》以一次看似寻常的咸宁之行为经纬,编织出一幅融个人寻根、家族记忆、地域历史与国家叙事于一体的深沉画卷。文章超越了单纯的人物专访或游记随笔的范畴,成为一次精心策划的文化解码与精神溯源。作品通过“行走”这一具身化的叙事方式,引领读者与作者一同踏入时间的褶皱,在祠堂、地宫、丛葬坑与祖堂的连续空间转换中,完成了一场由表及里、由今溯古的多层次精神仪式。本文试图从结构艺术、叙事策略、主题内核及语言特色等维度,剖析这部作品如何将碎片化的见闻升华为体系化的历史沉思,又如何将陈大樟会长的个体生命史,无缝嵌合进义门陈家族乃至中华民族的宏大叙事之中。

 

一、匠心独运的复调结构:个人、家族与国家的三重奏

《岁月如歌壮志酬》最显著的文本特征在于其精巧的复调结构。全文并非平铺直叙的线性记录,而是如同交响乐般,让个人寻根、家族传承、家国历史三个声部交织演进,彼此呼应,共同奏响“岁月如歌”的主旋律。

文章始于作者陈胜利受“心中那个萦绕已久的情结”驱使,前往咸宁采访陈大樟会长。这构成了清晰的个人行动线索。然而,行程的设计立即显现出超越个人的宏大意图。从咸宁庄陈氏宗祠“德星堂”开始,探访便超越了简单的家族联谊。“舜帝血缘南朝皇室龙脉传承天公祖,满君国姓颍川望族风裔递接大畈陈”的楹联,瞬间将陈氏家族的源流上溯至华夏文明的深远谱系。祠堂作为空间符号,既是家族物理上的聚集点,更是文化血脉与历史记忆的储存器。作者在此的驻足与思索,完成了第一重身份的体认:作为义门陈后裔的文化归属。

随后,行程陡转,进入“131”军事工程。这一空间符号的意义截然不同,它指向的是国家层面的冷战记忆与战备历史。从家族祠堂到国家地宫,叙事的时空场域发生了跳跃式的扩展。作者细致描摹工程的宏大、精密与神秘,并借陈大樟之口,道出”如今咱们国家强大了,再也不用时刻备战”的感慨。由此,个人的寻根之旅,悄然融入了对国家从“备战备荒”到和平发展历程的体悟。对黄永胜将军墓的拜谒,进一步复杂化了历史叙事。作品并未回避历史人物的复杂性,而是以“功是功,过是过”的史笔态度,在铭记战功与反思过往之间寻求平衡,体现出一种辩证的历史观。这一部分,奏响了家国情怀的强音。 3.18”惨案丛葬坑的到访,则将叙事引入民族苦难史的深潭。累累白骨作为触目惊心的物证,将抽象的历史苦难转化为具身的、感官的震撼。此处,家族的脉络暂时隐退,凸显的是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集体创伤记忆。“忘记屠杀等于二次屠杀”的警句,以及从“山河破碎”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历程追忆,将个人的感怀上升为民族的集体宣誓。

最终,行程落脚于通山县大幕山陈穆新庄——作者的祖籍地。在祖堂的焚香祭拜中,此前所有散开的历史线索、文化感悟与情感积累,仿佛在此找到了最终的锚点。作者慨叹:—我的根,从来不是在泛黄的族谱之上,而是深植于这片土地的血泪与荣光里。”这句话堪称全文的文眼。它揭示出,真正的“根”并非冰冷的世系图表,而是与脚下土地血肉相连的、饱含奋斗、牺牲与坚韧的鲜活历史。至此,个人(作者与陈大樟)、家族(义门陈)、地域(咸宁)、国家(近代以来的抗争与建设)的四重维度,完成了圆满的交叠与融合。这种“个人-家族-国家”同心圆式的复调结构,使得文本意蕴丰厚,具有层层递进的解读空间。

 

二、作为叙事核心的行走对话

 

在复调结构的框架下,作品成功运用了“行走“与“对话”两大核心叙事策略,赋予历史以可感可知的现场性与温度。

“行走”是贯穿全文的动作主线。从仙桃到咸宁的路途,车窗外的洪湖、贺胜桥、桂乡大道,不仅是地理转移,更是进入历史情境的心理铺垫。抵达后的行程,更是一次精心设计的“历史地理学”实践。作者的身体从一个历史空间移动到另一个历史空间:祠堂(文化根脉)→ 地宫(国家记忆)→ 丛葬坑(民族伤痕)→ 将军墓(历史评说)→ 祖堂(血脉归宿)。这种空间序列本身即是一种叙事,它模仿了认知深化的过程:从文化认同,到国家认知,再到苦难反思与最终的精神归宗。每一步“行走”,都是对历史的一次“叩访”;每一处空间,都是一个等待被激活的记忆场域。通过作者的亲历与描述,沉睡的历史遗址被重新赋能,成为与当下对话的媒介。

“对话”则构成了文本的情感与思想脉络。这首先是作者与陈大樟会长之间贯穿始终的交流。大樟不仅是向导,更是信息的提供者、历史的解说员和价值观的共鸣者。他的讲述,如关于“131”工程的来历、关于黄永胜的往事、关于“3.18”惨案的沉重,将地方性知识和个人化解读注入历史现场,避免了枯燥的史料堆砌。其次,是作者与历史本身的“无声对话”。在丛葬坑前,“时间仿佛在此刻放慢了脚步,每一寸空气都浸透着化不开的哀伤与肃穆”,这是一种基于共情的历史想象与精神对话。最后,是文本内部多处引用的他人评价(如陈明锋、陈元海、陈建、陈明等宗亲对陈大樟的赞誉),构成了关于主人公品格的“多声部”证言,使其形象更加立体、可信。

“行走”构建了叙事的骨架,“对话”则填充了血肉与灵魂。二者结合,使得宏大的历史主题通过具体的行程、鲜活的交谈和深切的感触得以呈现,实现了报告文学“用事实说话”且“以情动人”的文体要求。

 

三、主题深化:从文化寻根精神返乡的升华

 

倘若《岁月如歌壮志酬》仅止步于记录一次内容丰富的文化寻根之旅,其价值或许仅限于一篇优秀的纪实散文。然而,作品的深刻之处在于,它通过对陈大樟会长人生故事的浓墨重彩的书写,将“寻根”的主题深化为对一种文化人格与担当精神的礼赞,从而完成了从“寻根”到“筑根”的精神升华。

文章后半部分,视角从作者的行程自然过渡到对陈大樟人生经历的集中叙述。这是一个从“看他带我看到了什么”到“他本身是什么”的深化过程。陈大樟的形象被细致勾勒:童年记忆、创业艰辛、担任生产队长时的公益心、创办企业的奋斗、以及最为核心的——投身家族事务的纯粹奉献。他修谱、建祠、联络宗亲,“没有任何好处可图,没有一分回报可拿”,甚至时常倒贴经费、忍受非议。他所体现的,正是义门陈“忠孝传家、耕读继世”精神在当代的活态传承。

作者敏锐地捕捉到,陈大樟的“壮志”,并非追求个人功业的雄心,而是一种“甘愿吃亏,不求回报”的奉献,一种对家族文化传承“总得有人去干”的责任担当。他守护的,是“那盏叫做‘根’的灯”。因此,陈大樟本人就成了“根”的当代化身,是文化血脉得以延续的能动载体。对他的采访与书写,就不再只是了解一个人,更是剖析一种文化精神如何在当代社会具体的人身上存续与发光。

于是,文章的终极主题得以浮现:真正的“返乡”与“酬志”,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回到祖籍地,更是精神层面上对文化根脉的认同、承继与弘扬。陈胜利的咸宁之行,是空间上的返乡;而陈大樟数十年如一日的工作,则是行动上的“筑根”与精神上的“守志”。两者在文本中交汇,共同诠释了“岁月如歌壮志酬”的深层含义——在时光的长河中,个人的点滴努力若能融入文化与历史的传承之河,便是对生命价值最好的回馈,便是“壮志”最动人的“得酬”。文章结尾对陈大樟“护树人”的比喻,以及“愿这份初心与担当永远传承”的呼告,正是对这一主题的点睛之笔。

 

四、沉稳深邃的语言与克制的抒情

 

在语言风格上,《岁月如歌壮志酬》体现了报告文学稳重大气的文体特点。叙述语言质朴而精准,善于状物。如描写“泉水鱼头王”:“汤面下,那只硕大的鳙鱼头若隐若现,胶质丰厚的皮肉已被炖得酥烂,仿佛轻轻一抿,就能骨肉分离。”寥寥数笔,生动可感,富有生活气息。在描写历史场景时,语言则变得凝重、深沉,如对丛葬坑的描绘,极具画面感和冲击力,但情感抒发是克制而内敛的,避免了过度煽情。

文章穿插了不少古典诗词、对联和民间俗语,如“万国咸宁”、“义承湖北家声远,门振河南世泽长”、“只有千年的家人,没有百年的亲戚”等,增强了文本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厚重感。人物语言,特别是陈大樟的对话,非常贴近生活实际,朴实无华,如“做家族的负责人,难啊!”、“谁出资最多,谁就领头建祠堂”,真实地反映了人物的性格与处境,增强了可信度。

综上所述,陈胜利的《岁月如歌壮志酬》是一篇结构精巧、意蕴深厚、情感真挚的报告文学力作。它通过一次融文化考察、历史追寻与人物访谈于一体的旅程,巧妙地构建了个人、家族与国家的三重叙事维度。作品以“行走”和“对话”为基本叙事动力,将冰冷的历史遗址转化为充满情感温度的记忆现场,将对家族文化的寻根,升华至对承继者担当精神的礼赞与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深思。它不仅仅是在讲述陈大樟会长的故事,也不仅仅是在记录咸宁的历史风物,更是在探寻一种在当代社会中如何安放历史、延续传统、实现个人价值与文化使命相统一的可能路径。在这个意义上,这篇文章本身,也成为了一曲悠远而昂扬的“岁月之歌”,酬唱着那些默默守护文化根脉的平凡而伟大的壮志。

吴云立,高级教师,中国通俗文艺协会会员,云南省演讲学会常务理事西双版纳工作部部长,云南省评论家协会会员,西双版纳评论家协会顾问,《百姓作家》副主编,西双版纳作协音舞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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