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读传家
江州义门陈家族，唐宋时是著名的“耕读之家”。这个家族男耕女织，共同劳动，以农业为其衣食所系，维持正常的生存。而知书达理，重视教育则是其兴旺发达的命脉所在。因此，既耕又读，“耕读之家”成了义门陈传家之宝。
“耕读传家”也是我国古代家族治家的正确举措。耕读传家的一般目的， “在于造就一批恪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先、具备一定才能的‘士’,以此醇化世风，教化四民，使国家安定而益昌盛。”因此， “古者，家有塾，乡有庠，州有序，国有学，固无人不在所教之中”。
陈崇于唐僖宗年间任江州长史时，与官僚贵族交游日广，深知要搞好修身、齐家、治国，只有重视教育，培养人才；孝义治家的同时，还必需耕读传家。乃由家庭出资，创办高低两级的学校，低级为“书屋”,高级为“书堂”。除建有专用校舍外，并置学田，作为固定的教育资金，并在《家法三十三条》中，第八、第九两条规定了“书屋”和“书堂”之事：
第八条： “立书堂一所於东佳庄，弟侄子姓有赋性聪敏者，务令入学，稍有与功业应举者，除现置书籍外，须令添置。于书生中立一人掌书籍，出入须令照管，不得遗失，或者宾客止修业者，供应并出东佳庄。”
第九条： “立书屋一所於住宅之西，教授童蒙。每年正月择吉日起馆，至冬十二月解散。童子七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有能者令入东佳。逐年于学堂内次第抽二人作训导，一人为先生，一人为副。其纸墨笔砚，并出宅库收买应付者。”
家法明白指出，书屋设在住宅之西，书堂设在住宅之东左二十里东佳山下的东佳庄，称“东佳书堂”(后称“东佳书院”)。书屋系蒙馆，也叫“蒙学”。每年正月开学，冬月散学。儿童七岁入学，十五岁出学，有能者令入东佳书堂继续深造。东佳书堂要求高。弟侄子姓有赋性聪敏者令修学，稍有成就者应举。于书生中立一人掌书籍，出入须令照管，不得遗失。这些使义门陈氏家族成为“耕读之家”具备了优越的条件，也为“耕读传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嗣后，在续修家法家规中，对教育的内容与要求又有新的规定，如”推广家法十五条”中规定：男司耕读，女司纺织。子孙于蒙养时，先当择师，稍长令从名师习圣贤书，教给礼义，不可读杂学及学习滑词讼之事，以乖行谊心术；亦不可学诬罔谣邪之说。如果资性刚敏，人物清醇者，严教举止，期正道以取青紫。中人以下，亦教之知理明义，使其去其凶狠骄惰之习，以承家教。
迨至清代义门陈氏家族又重申“耕读传家”的重要性，雍正癸卯
年(1723),九江义门陈氏在重修宗谱家规中，专门立了“尚耕读”一条，其文曰：士农列四民之中，而恒言则曰，不读则耕，良以耕读为生民之急务，而人之不可不从事也。苟人而不事此，则农为惰农，士为虚士，而遑问南宙之疆理，连篇之累牍。然则人家为父兄者，见子弟於六七岁时，务即延师教训，晨课夕考，勤加督责。如果资或鲁钝难期圣贤之业，即於十三四岁时出学门，懂以耕获之务，不惮辛劳，家室盈丰。
在我国古代教育中，唐朝末年书院初创时期，仅有义门陈氏的东佳书屋和书堂，才具有由”启蒙”至”应举”这样完备的体制，而且又拥有大量的藏书，其家族又以义聚而著称。因此，大江南北(相当于当今赣北、鄂东、皖西等广大地域)的众多学子和贤儒无不蜂拥而至东佳。于是，陈氏书屋又“对外开放”,以待四方学者。还笃之以义，作养“有益之士”的“肄业者”,从而以资助其善，“伏腊皆资焉”。
义门陈氏“耕读传家”当年的盛况，北宋宰相吕端于端拱元年
(988),游览东佳书堂时，曾赋诗《赞义门》一首： “八百头牛耕日月，三千灯火读文章；永清潭底观鱼变，东佳冈上听莺吭。”
